決策雜誌2014年2-3月份合刊封面
  策劃:本刊編輯部 執行:楊敏 王運寶 查英 夏自釗
  策劃人語
  “問道者更正,聞道者更容”,《晏子春秋》里的這句話,說的是政府開門納諫,可以獲得更多民意支持。
  “知屋漏者在宇下,知政失者在草野”,《論衡》里的這句話,說的是政策是否有過失,老百姓最清楚。
  在中國傳統文化中,關於“問道”與“輔政”的表述不勝枚舉,它不僅關乎治國理念、治理方法等技術問題,更關乎治理合法性等諸多價值命題。
  “問道”之道,茲事體大。
  從掾屬、幕僚、師爺,到顧問、專家、智庫;從峨冠博帶、羽扇綸巾,憑一人智、一張嘴就可以指點江山,到大數據、雲計算、問卷調查,靠團隊協同,才可以完成咨詢任務;從孟嘗君三千食客僅為個人服務,到智庫發展水平關乎一個國家軟實力。
  在中國,“智者”與“智庫”的意義,發生了質的改變。智庫發展水平,已經是“國家智商”的重要標準,也是政府理性的重要刻度。
  當下,在全面深化改革的背景下,“中國特色新型智庫”建設即將迎來發展的春天,政府與智庫,“問道者”與“聞道者”,你們準備好了嗎?
  “政智互動”時代
  本刊記者:王運寶
  剛剛過去的2013年,是中國智庫發展進程上極不尋常的一年。
  從國家最高領導人對建設“中國特色新型智庫”做出批示,到十八屆三中全會通過的《決定》中的表述,再到官方智庫、高校智庫和民間智庫的積極建言“發聲”,這些都傳遞出一個強烈信號——中國智庫將迎來一個“發展的春天”。
  放在全面深化改革的歷史背景下,智庫在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中將扮演何種角色?能釋放多大能量?政府和智庫是否為即將到來的“春天”做好了準備?
  智庫的“春天”
  2013年11月,十八屆三中全會《決定》中,首次提出“加強中國特色新型智庫建設,建立健全決策咨詢制度。”稍早前的4月,習近平總書記對建設中國特色新型智庫作出重要批示。
  據《中國經濟時報》報道,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主任李偉在“2013年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黨組務虛會”上強調說:“這是迄今為止,中央最高領導專門就智庫建設作出的最為明確、內涵最豐富的一次重要批示,把智庫作為國家軟實力的重要組成部分,把智庫發展提高到了國家戰略高度。”
  智庫是政府的“外腦”,代表著一個國家的智商和政府的理性。那麼,中國智庫建設是在怎樣的背景下迎來了這個“春天”的?
  從發展的大環境來看,外部環境改變對智庫建設產生了新的推動力。2008年之後,世界金融危機帶來全球性治理難題,中國經濟社會發展諸多肯綮之處,利益糾纏、訴求多元,公共決策風險性陡然加大,亟需吸納眾智,優化解決方案,這對智庫發展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被稱為“中國最高級別智庫”的中國國際經濟交流中心,就是在這種背景下成立的。“當時,席卷全球的金融危機使很多國家經濟遭到重創,我國經濟也受到不利影響。因此,我們必須全面分析並準確把握世界經濟發展的大勢,通過擴大與國外的交流,掌握發展的主動權,中國國際經濟交流中心應運而生。”中國國際經濟交流中心副理事長魏建國告訴《決策》。2009年3月20日,中國國際經濟交流中心成立,成為中國現代智庫建設的一次質的飛躍。
  從智庫發展的整體現狀來看,中國的智庫發展相對滯後,與發達國家的智庫存在差距。另一方面,決策對智庫的需求很迫切,智庫也應該在決策中發揮出更大的作用。清華大學公共管理學院教授朱旭峰講述了中美戰略與經濟對話上的一個小細節,就是一個例證。
  首輪中美戰略與經濟對話是在2009年7月,在中國代表團與美國代表團的面對面會談中,美國的部門負責人都會有自己的“外腦”,他們會提供談判的政策方案。會談中當美方提出一個議題後,中方因為沒有詳細的前期研究而缺少有力的回應,也缺乏具有說服力的數據支撐。“這時,就明顯感覺到中國的專家研究還不能滿足需要,實際上這裡真正的趨勢是政府決策需要智庫。”朱旭峰分析說。
  這種決策對智庫的需求,在2012年和2013年又一次表現得特別明顯,中央提出全面深化改革後,各類智庫提出的多套改革方案相繼對外發佈,引發全社會的關註和討論。
  目前,中國智庫建設正向縱深展開,在全面深化改革的歷史背景下,包括地方智庫在內的中國智庫體系也進入轉型的關鍵期。
  那麼,建設“中國特色新型智庫”,“新”在何處?
  安徽省政府發展研究中心處長陳乾全博士認為,只有適應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需求,才是新型智庫。“新型智庫一定要是專業化、職業化的;要能合力發揮作用,各乾各的肯定不行;如果體制內和體制外不溝通的話,也不符合治理現代化的要求。”
  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研究員王繼承則從體制機制創新的角度分析說:“新型智庫在組織形式、人員管理、經費使用、分類考核、薪酬制度和管理方式上都要創新。”
  “智庫是思想的工廠,智庫的使命是通過新思想來引領決策,新型智庫不是解讀而是引導政策”,魏建國從智庫的政策供給角度分析說:“智庫應該在政策出台之前,提供決策方案,拿出政策思路。真正有影響力的智庫要出招就不是一般的招,而是高招、絕招。”
  智庫產品需求的多個維度
  賓夕法尼亞大學智庫研究專家詹姆斯·麥甘認為,智庫的目的是服務於決策需求,如果智庫的思想產品不能解決決策中遇到的問題,不能為決策所用,就不是成功的。
  當下,中國政府的決策咨詢需求,處於一種什麼樣的狀況?各類智庫又能否適應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要求,為政府提供高質量的政策方案?
  朱旭峰曾對某市344名局處級領導幹部進行問卷分析,其中一項“所在單位舉辦專家決策咨詢活動頻率”的數據,為我們提供了一個觀察視角。
  調查顯示,“專家書面咨詢意見”頻率分佈為:“每月”採納為12.5%、“每3個月”為11%,“每半年”為14.2%,“每年或者以上”為12.2%,“從不採用這一咨詢形式”的為5.8%。
  “組織專門研討會或論壇”,“課題招標或委托研究”、“專家服務團活動”、“聽證會等其他活動”的採用頻率,“每半年”、“每年的”頻率均高於其他選項。
  數字是枯燥的,但數字背後隱藏著豐富的信息,所有數字說明從政府決策咨詢常態化的需求看,採納頻度並不高。
  當前,在全面深化改革的大背景下,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建設,會不會激發政府對智庫產品更加旺盛的需求?
  陳乾全從公共治理的角度,提供了他的觀察視角。在他看來,政府對智庫需求是因地而異、因時而異、因人而異,也因不同行政層級而異。
  在經濟越發達的地區,決策平臺的開放性越強,吸納智庫意見也越多,如中國經濟第一方陣的廣東、江蘇、上海等省市,對專家咨詢的重視程度較高。從事權角度來看,行政級別越高,決策咨詢的需求越大,因為省以下的決策權較小,市縣從一定意義上來說執行大於決策。
  政府咨詢需求除了常態化的,也有一定的“階段性”,重大改革方案和規划出台前夕,都是咨詢服務的“旺盛期”。同時,不同的領導有不同的領導風格,在面對不同的決策事項時,也有差異化的咨詢需求,合肥市肥東縣委書記楊宏星說:“當我遇到法律問題時,特別需要專家咨詢。”
  以上諸項因素,都是影響政府對智庫產品需求的維度。當下,提出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又會對政府決策咨詢需求產生新的變量。
  治理體系現代化的特點,首先是治理主體從一元走向多元;其次是決策過程的開放性;再次是良好的回應性。
  由是觀之,治理現代化語境下的公共決策,再也不是個“黑箱子”,而是個“金魚缸”。這為智庫參與決策咨詢提供了空間,“這可以理解為政府對智庫發揮更大作用的一種渴望”,陳乾全說。
  在武漢,市長唐良智聘請“布衣參事”,就是地方政府主動開放決策,問計智囊、提升治理水平的一次創新。經過連續兩年的公開選聘,目前武漢已初步形成專家、民間、企業、官員、媒體“五智匯聚”的智庫格局。
  唐良智表示,他們既“接地氣”又“接天線”,復興大武漢、建設國家中心城市,武漢市政府需要智庫多出“好聲音”、多聚“正能量”。
  準備好了嗎
  1月22日發佈的《全球智庫發展報告2013》顯示,截至2013年8月,全球各地共有智庫6826家,中國為426家。中國經濟排名世界第二,智庫總量僅為美國的1/4。在按規模、能量與貢獻的排名中,進入全球智庫前100名的中國智庫僅有6家。
  在前年的全球智庫峰會上,中糧集團董事長寧高寧的一句話深得媒體好評。他說,什麼時候我們的律師事務所、會計師事務所、咨詢公司和智庫到國外掙錢了,中國才能成為大國,而現在我們要靠國際的智庫來辦事。
  從科技部下海到安邦咨詢公司的賀軍,則把中國的智庫比喻為“一麻袋土豆,小個很多,大個很少,專業性不夠”。
  一句話來概括,中國智庫數量不多、質量不高。
  怎樣才算是高質量的智庫?安徽省政府發展研究中心處長凌宏彬博士從智庫建設的視角分析說:“我們可以把高質量智庫五個字分開來解讀。高,高端、高地,思想營地;質,就是成果的品質和品牌,要以質為本;量,是矢量和產量的結合,成果要有服務的方向性、產出的穩定性、持續性;庫,是人才庫、成果庫、信息庫,還有外圍的專家庫”。
  因此,借力“中國特色新型智庫”建設的春風,中國智庫發展面臨雙重任務:數量上要趕超,質量上要提升。而要完成中國智庫的轉型,政府和智庫都要做好準備。
  從地方政府的角度來看,政府決策時必須強化咨詢意識,主動問計於智庫。國務院參事、《中國智庫》主編任玉嶺認為:“為確保政府決策的科學性,一定要在決策前請智庫機構拿出決策的依據、思路和框架,必要時應同時由不同智庫機構提出多種具體方案供決策者遴選。”
  在江蘇,成立於1997年1月的“江蘇發展高層論壇”,已連續舉辦了31次,陳煥友、回良玉、李源潮、梁保華、羅志軍5任江蘇省委書記親自主持,向500人次的專家問計江蘇發展。
  江蘇跨江發展、蘇北振興、沿海開發、蘇南現代化等重大戰略決策出台前,都會問計於智庫專家,該論壇已成為江蘇省決策咨詢的最高平臺。
  從地方智庫政策供應的角度來看,智庫必須拿出用得上、靠得住的決策方案,做“智囊團”而不是“刀筆吏”。魏建國告訴《決策》:“智庫的作用可以概括為6個字:解惑、出招、指路,智庫的方案一定要解決領導‘過河’的問題,提供到達河對岸的船和橋。”
  再從地方智庫本身發展來看,需要破解人才、資金、渠道、影響力、管理方式和組織形式等問題,首先是人才和研究團隊的提升。
  最後,是地方智庫聯盟或智庫網絡的建設問題。在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進程中,智庫之間加強合作的必要性日益凸現,建立智庫網絡、智庫聯盟漸漸成為共識。
  實際上,廣東、武漢等地已先行一步成立智庫聯盟。2010年9月,“廣東智庫聯盟”正式成立。該聯盟由廣東省社科院等20多家社科研究機構共同發起,構建起覆蓋廣東全省的理論研究和咨詢研究網絡,目的是更好地發揮“思想庫”、“智囊團”作用。隨後,2012年,武漢智庫聯盟也宣告成立。
  這些地方智庫的創新實踐表明,地方新型智庫的增量空間很大,地方政府的決策咨詢需求,將是其發展的最大動力。
  但是,只有當政府和智庫都做好準備,才能真正迎來“智庫的春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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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輯:SN0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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